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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 --- 再谈人民币汇率问题

2016年5月中旬，随着国际汇市美元指数意外回升，人民币似乎又掉进“贬值通道”，汇率水平从一度稳定的1:6.50上方一口气跌掉近400个基点来到6.54大关。这下可乐坏了国内外的唱空者。两个多月来，人民币的逐步企稳令“空军”损失惨重，已经到了举白旗认输的边缘。这次人民币的意外大贬，无疑振奋了他们的士气，让他们再一次豪迈地喊出“人民币长期看贬预期不变”的口号。一度销声匿迹的人民币汇率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呢？

这一次，让我们独辟蹊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人民币的前世今生，并预测一下它的未来。

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是二战后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迈进“发达（或准发达）国家”门槛的所谓“优等生”中的典型。它们做到这一点，普遍只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绝不亚于甚至快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而我们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也没能完成同样的跨越，一直到今天还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

不止如此，我们当初发展的起点并不比日本和四小龙低，都是从人均GDP200美元左右的水平起步，并一直维持高速发展的节奏。既然速度和起点都不相上下，为什么人家区区二十年就做到的事，我们用了近一倍的时间也没有做到呢？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人，以至于人们习惯于用“中国的经济数据灌水太多”来解释这一现象。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们之所以遇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非但不是经济数据中“灌满了水”，反而恰恰是由于经济中灌注的水分太少惹的祸。换言之，如果我们也能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卯足了劲儿往经济中“灌水”，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即便赶不上日本，至少也不会比四小龙差太多。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人均GDP1000美元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指标。达到这个指标意义重大。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该指标意 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终于从低收入状态升级为中等收入状态；从数学意义上讲，当一个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它的经济发展将步入快车道， “成为发达的富裕国家”这一终极目标已经可以提上日程。理由很简单，随着基数的扩大，相同的增长率所带来的绝对增加值也将迅速扩大，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发展将是跳跃式的，只要增长速度不发生大的变化，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将不再是一件难事。

我们可以用“第一桶金”的理论解释这种现象 --- 一个人赚第一个100万，可能需要三十年；第二个100万，也许一年就可以赚到；第三个100万，可能只需要一天......。

好的，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日本、四小龙和我们自己从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发展到人均GDP跨进1000美元门槛，都用了多长时间。

请看一组数据（人均GDP为名义值，年经济增长率为实际值）。

日本：1956年289美元；1966年1055美元；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9.1%，年平均通胀率6%。
韩国：1970年280美元；1977年1050美元；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10.3%，年平均通胀率21%；
台湾：1967年281美元；1976年1158美元；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9.8%，年平均通胀率8.6%；
中国：1979年270美元，2001年1042美元；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9.6%，年平均通胀率6%。

大家是否看出了这组数据所蕴含的一个惊人真相？没错，在起点和速度几乎不相上下的情况下，日本跨入人均1000美元大关用了10年，韩国7年，台湾9年，而我们则整整用了22年之久！

这就见了活鬼了，这样的结果不符合数学逻辑啊！照理说，这是一个连小学生都能算出来的数学题，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诞的结果？

不过，数据是刚性的，不会撒谎，这样的结果自有它的道理。奥秘全部藏在“实际值”和“名义值”这两个概念里。这是两个经济学概念，“名义值”是灌了水的，而“实际值”则是干货。那么，名义值里灌的水分都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胀”，一个是“汇率”。简而言之，“实际值”加上“通胀率”再加上“汇率变化”，就是“名义值”。

现在，我们可以揭晓答案了。之所以在相仿的条件下，迈过同一个门槛我们比日本和四小龙多用了两到三倍的时间，只有两种可能，第一，通胀的因素。在这期间我们的平均通胀水平比他们低得多或与他们不相上下（这一点，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得到确认）；第二，汇率的因素。在这期间我们的货币汇率经历了剧烈的贬值过程。

让我们再看一组数据。

1956到1966年期间，日元兑美元汇率一直稳定在1:360左右，基本没有变化；1970到1977年期间，韩元兑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累计贬值幅度在40%左右；1967到1976年期间，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微幅升值，累计升值幅度在5%左右。

可见，在冲击人均GDP1000美元大关的过程中，日本和四小龙的货币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变化不大。

我们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197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1.5；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8.6。看见了没有，十五年间，中国货币贬值了近6倍之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3年人民币的汇率还是1:5.76，这就意味着，区区一年间，人民币就贬值了五成。这样的贬值幅度，是日本和四小龙绝对无法企及的。

所以，结论一目了然。中国之所以到现在还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非但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数据被长期灌水，反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成果里水分太少、干货太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经济发展质量非但不比日本和四小龙差，还要远远超过它们。

顺便说一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二战后一直居统治地位的“固定汇率制”宣告终结，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元经历了剧烈的升值过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日元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近四倍之巨。可以说，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发生奇迹，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顶级发达国家，“日元升值”（亦即经济中灌满了水分）这一点居功至伟。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的货币升值，是劳动生产率（亦即综合经济竞争力）大幅提升的结果；你的货币不但升不了值，还大幅贬值，归根结底还是劳动生产率不如人家，综合竞争力太弱惹的祸，这怎么能成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要比别人更好，质量更高”的借口和理由呢？

诚如此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货币应该逐渐升值，而不是贬值，这是一个正确的经济学逻辑。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似乎与这一逻辑相悖。但是，正如上述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从1979到1994年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基本上维持了接近两位数的高水平（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经济增长的实际值，而不是名义值），这就意味着，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在劳动生产率（综合竞争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照理说，人民币应该经历一个逐渐乃至大幅度升值的过程，而不是剧烈贬值的过程。而事实是，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的货币贬值了近6倍。显然，如此夸张的贬值程度，与同期间内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这一事实极为不匹配。即便我们考虑到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也有间接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两者之间的落差也显得过于巨大，不合常理。至少，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尤其是主要国家经济崛起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日本和四小龙做不到，我们中国却做到了？

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中完全走出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汇率的事情还是“自己说了算”。所以，在计划经济色彩的庇护下，我们兵不血刃地发起并赢得了一场货币战争。出手之快、力度之狠、效果之大、负作用之小，均可载入史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那时候我们的经济体量太小（人口仅与内地一个一线城市相仿的台湾，1990年的GDP总量居然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四成多！），基本无法引起别人的重视，也是这场战役能够如此顺利拿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和四小龙则没有这么好运。由于他们自始至终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再加上彻头彻尾地融入、受惠并受制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他们在汇率上能做的手脚也便非常有限。

中国也一样。如果放到今天，在我们已经基本实现市场经济，融入、受惠并受制于国际秩序，经济体量已经庞大到别人无法忽视的情况下，再搞一次大规模的“货币突袭战”显然是不现实的。好在我们出手够早、够快，提前搞定这件大事，为其后的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劳动生产率迅猛提高，与此同时货币汇率却戏剧性地剧烈贬值，会带来什么？简单，会带来摧枯拉朽般的超强竞争力。所谓“中国价格的碾压性竞争优势”，说的就是这码事。具体而言，就是说我们的最终成品销售价，往往比别人的成本价都要低，而且低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而是动辄低上好几倍。这还让别人怎么与你竞争？看来，许多西方媒体之所以将“中国价格(CHINAPRICE)”形容为“怪兽”，自有它们的道理；欧盟一直到今天都不肯（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显然也是对咱们的“中国价格”心有余悸；中国当初加入世贸组织（WTO）那么艰难，被迫吞下那么多只针对我们的歧视性条款，也难说完全不公平。

总之，一切都是“中国价格”的超级威力惹的祸，而“中国价格”的始作俑者，就是人民币的结构性贬值所导致的汇率严重低估现象。

我们为什么这么傻，非要把汇率贬值这么多呢？即便你少贬一点，看来我们的价格优势也会远胜别人，不愁没有足够强大的竞争力。换句话说，就算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小一点儿，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既然如此，何必把币值贬得这么厉害，“超额”让利给人家呢？而且，少贬一点儿，比如说贬值3倍，而不是6倍，这个幅度也不算小，至少要远超当初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和四小龙，但是这样一来，起码别人给我们施加压力的动机就会小很多，可以让我们更轻松一点，在国际贸易方面走得更顺一点。不止如此，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当初我们的货币不是贬值了6倍，而是只贬值3倍，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均GDP将一举突破12000美元大关，正式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早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当初的决策者就没有想到呢？

坦白说，这种疑虑很正常，一般人都会有。不过，答案也很简单。。简而言之，就是为未来做好铺垫，留下足够多的机动空间和时间。因为即便起点很低，中国经济迟早也会走到人力资源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全面涨价的那一天，也会走到人民币结构性升值（意味着长期、持续、较大幅度的升值过程）的那一天，这就意味着我们迟早要面对根本性结构调整的局面。以此为前提，把汇率尽可能地多压低一点，尽可能地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为这一天的到来留下足够宽裕的转圜余地。当然，余地太大也有负作用，会让许多企业对“低成本”这一因素产生严重依赖，滋生强大而顽固的惰性，不自觉地抗拒转型升级，可即便如此，对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来说，转圜余地大一些，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事实上，这一天已经到来，而所有这一切也已然上演，，已经得到历史的佐证。

不止如此，汇率超贬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可以用摧毁性的价格优势，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中国打造成“世界工厂”，建立起一个庞大、复杂、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一体系的存在是决定性的，而且具有极高的排他性，意味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被复制。即便你能复制它的质量，也很难复制它的规模；即便你能复制它的规模，也很难复制它的质量。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就算我们的生产要素价格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不得不水涨船高，我们的综合竞争力优势也很难被别人抢走。因为没有人可以复制一个与我们相同的基础设施体系，至少在短期内绝无可能。

所以，尽管困难不少，困难不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对这一点国人可以有绝对的自信。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组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

让我们以1952（1953）年为基点，来看看六十年来（二战、韩战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日本、四小龙和中国在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差异。

先来看看名义人均GDP的变化。

日本：1952年人均GDP200美元；2013年人均GDP38460美元；增长192.3倍；

韩国：1953年人均GDP67美元；2013年人均GDP25973美元；增长387.7倍；

台湾：1952年人均GDP208美元；2013年人均GDP21902美元；增长105.3倍；

中国：1952年人均GDP54美元；2012年人均GDP6091美元；增长112.8倍。

显然，仅从这组数据来看（以“增长倍数”作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亦即六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远逊于日韩，略强于台湾。

这样的成绩貌似不错。毕竟我们超过了一个“小龙”，而日韩高高在上，国际公认，超不过它们似乎也并不丢人。

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让我们再看一组数据。这次，让我们来看看实际人均GDP的变化。

我们以指数而不是具体金额来表示人均GDP。

假设1952（1953）年的实际人均GDP指数为100，我们得到了下面这组数据。
日本：1952年100；2013年909.41；增长9.09倍；
韩国：1953年100；2013年2290.51；增长22.9倍；
台湾：1952年100；2013年3156.5；增长31.565倍；
中国：1952年100；2012年4818.8；增长48.2倍。

不知大家有何感想？没错，去除了水分（通胀、汇率的影响）的实际值，亦即干货的部分，我们的成绩是压倒性的，没有人能和我们叫板。我们的实际财富，在过去六十年中狂飙了近五十倍，将日本和四小龙远远甩在后面。

这一点，从另外一个数据上也可以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将人均名义GDP在过去六十年中的增长幅度（倍数）设定为A，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幅度设定为B，那么A与B的比值（偏差值）则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立刻弄清楚大家的成绩单里到底有多少是干货，多少是水货。

偏差值的数据越低就意味着掺水越少，反之亦然。
日本的偏差值：21.2（192.3/9.09）；
韩国的偏差值：16.9（387.7/22.9）；
台湾的偏差值：3.3（105.3/31.565）；
中国的偏差值：2.3（112.8/48.2）。
可见，日本的掺水率最高，韩国次之，台湾略好，中国最好。

显然，日本的掺水率之所以高是源于日元升值（日元汇率畸高直接导致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长达近三十年的日本经济萧条，史称“平成大不况”）；韩国是因为极高的通胀率。台湾汇率相对稳定，通胀也较低，所以干货较多；而中国通胀相对较低，货币又剧烈贬值，所以掺水最少，干货最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换言之，由于偏差值的数据相差较大（日韩要比海峡两岸高了5到10倍），我们可以大体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经济奇迹多亏了高汇率力挺，韩国的高速发展少不了高通胀的帮忙，只有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经济成果更多地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得来的。

就拿前面的那个例子来说，，而不是6倍，那么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000美元左右，一举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偏差值”也只有5左右，依然远低于日韩，只比台湾略高。可见，即便卯足了劲儿灌水，我们经济成果中的“干货率”依然出类拔萃，鲜有出其右者。这一结论，恐怕会跌碎很多人的眼镜。不过，无论你是否愿意相信这一点，数据就是数据，数据是刚性的，不会撒谎。

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时至今日，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其人均工资水平已经远超台湾，甚至赶上了日本（要知道，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人均GDP也遥遥领先于韩国）；与此同时，韩国的物价却高得吓人，远比台湾为高，甚至高过了日本。

无独有偶。今天内地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与台湾地区非常接近，但我们这里的平均物价水平则要远低于台湾，人均名义GDP更是远逊于台湾。

相信热爱旅游的朋友，应该对这些现象有所感触。而这些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大家不妨好好想一想。当然，必须承认，即使到今天，日本和四小龙的综合发展水平还是要比我们高得多。毕竟人家的起步比我们早了几十年，日子过得比我们好也是理所应当的。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没必要事事处处过分贬低自己。当我们把衡量的标尺放在同一个维度的时候，当我们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那就是我们非但不比别人差，相反还要远胜于别人。明白这一点，就足够了。

人民币的超级重贬直接成就了“中国价格”，而“中国价格”的形成，对于全世界的经济格局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于超低的“中国价格”席卷全球，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全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陷入“低通胀”乃至通缩的环境之中。“高通胀拉经济”的捷径一去不复返；为了和中国竞争出口市场，“高汇率拉经济”的手段也彻底失效，曾经一度气势如虹的发达世界（欧美日、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包括名义和实际经济增长率）普遍“扑街”，再也起不来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人均工资水平上面。我们知道，发达以及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工资二十多年来不升反降，经济长期低迷，已经在事实上陷入了所谓的“高收入陷阱”（其中尤以欧洲、日本和台湾最为明显），这种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被大幅低估（从而使中国获得了“不对称的非自然竞争优势”），十几年来不遗余力地逼迫人民币升值，似乎不无道理。

当然，工资不涨不代表着人家的生活水准降低。由于超低的“中国价格”帮忙，同样（甚至适度减少）的工资可以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二十余年来还是有所增加。不过，“经济不增长（主要是工资、物价不增长）”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互为因果，会给经济带来一连串的恶性循环，亦即物价不涨会带来消费低迷；消费低迷会带来投资、生产和雇佣低迷，从而导致工资低迷；工资低迷又会促使消费和物价低迷......如此周而复始，没有穷尽。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普遍面临的经济困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形态。

话说到这里，相信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对于目前的世界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方法，亦即“中国价格”必须回归正常。显然，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如下几个途径，第一，随着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中国的人力成本（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成本快速提升；第二，人民币显著升值（结构性升值）；第三，中国开始经历高通胀。只有这几个途径，才能让“中国价格”水涨船高，回归正轨，达到一种“对称的自然竞争”的平衡状态，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重回增长轨道。

发达国家经济重归增长常态，对我们中国而言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增速之所以这两年显著放缓，除了我们自己调结构的需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的整体低迷。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世界贸易上面 --- 现如今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不是处于持续的衰退进程中，即便稳居全球贸易头把交椅的中国也概莫能外。这种萧条景象在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极为罕见，任凭你如何贬值货币也难有起色。归根结底，近年来席卷世界的贸易规模持续萎缩现象，是由于需求的极度匮乏。没有需求，货币贬值再多也没有意义。因此，发达国家经济集体回暖，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创造需求，使世界贸易重回快速扩张的状态。显然，作为全球贸易的龙头老大，中国必将受益良多。换言之，只要总需求增加，即便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必将重新繁荣起来。到那时，经济增长率再次跃上两位数的台阶，再来个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也未必完全不可能。

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说，所谓的人民币被“严重高估”，必然“长期看贬”的论调，绝对是罔顾事实的无稽之谈。人民币的结构性升值乃大势所趋，不但是全球经济走出低通胀乃至通缩泥潭，重回正常增长轨道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自身重归高速增长期的重要途径。即便短期内会有一些反复和波动，历史的车轮也必然会继续轰然向前。

“中国价格”的压倒性优势是造成西方世界物价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拉升物价不一定非靠中国不可，他们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可以调整货币政策、动用财政工具，这些方法都有可能拉升物价、催涨工资、促进消费和投资，从而终止恶性循环。毕竟人家是发达国家，手里的资源和工具多得是，而我们到今天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问题一大堆，怎么还能有余力帮人家？所以人民币是升是贬，对人家压根儿不重要，至少重要性没有说的那么邪乎！

诚然，从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来说，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事实上，西方国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效果实在乏善可陈。为了拉升物价，这些国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先是把利率降低，甚至降到零；零利率不行就干脆印钞票搞量宽（QE，量化宽松）；眼看量宽也不行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搞负利率。至少目前来看，负利率这招也难说灵光。不知道负利率之后，他们还有什么办法。不过，“黔驴技穷”这个词，即便现在用在他们身上，也似乎不算太早。

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就算人民币升值，“中国价格”回归正常，西方国家的物价也未必能涨上去。因为人家不从你这儿买，还可以从别人那儿买。世界上的穷国多了去了，想找一个低成本生产商品的国家还不易如反掌？

必须承认，这个质疑很经典，很具代表性。不过答案也很简单：即便某些商品可以找到替代者，在所有商品品类上全部找到中国的“代打”也绝无可能。因为时至今日，中国这座“世界工厂”已经在高、中、低几乎所有档次、所有品类的商品生产方面形成了高度乃至绝对的垄断优势，而这种优势是由规模、质量、效率和集约化等要素共同催生的，全面复制这种优势几乎绝无可能。换句话说，即便我们在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的成本快速飙高，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其他方面所具备的绝对优势，比如说先进的基础设施、高度的集约化、无与伦比的规模、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优势，我们的综合生产成本依然要比这些国家更低，在最终价格方面他们还是竞争不过我们（至少在品类、档次、质量相同的产品方面是这样）。因此，全世界的消费类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权，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甚至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渐加快，迟早有一天大宗商品（原材料）的定价权也会落到我们手里。毕竟无论是生产面还是消费面，我们才是真正的需求端，是真正的“大客户”。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中国价格”整体调升，西方经济必将全面回归结构性通胀轨道。单靠将少数几个品类（比如牛仔裤、运动鞋、各种小家电等）的商品生产零零散散地转移到世界几大洲的某些发展中小国，便想一举扭转这一历史性趋势，无异于“老鼠绊倒大象”，绝对是异想天开。

所以，没必要再怀疑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就在“人民币”身上。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