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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综合自意见领袖（ID：kopleader）
作者：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培霖、 张鹏
曹德旺当然没跑，我相信他永远不会“跑”，他只是被中国的高成本（部分地）挤走了。
坊间热议，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的美国工厂正式投产了。有好事者甚至联想到李嘉诚，声称“曹德旺跑了”。
曹德旺当然没跑，我相信他永远不会“跑”，他只是被中国的高成本（部分地）挤走了。
坊间热议的工厂开工，其实是两个月前的旧事。只是近日曹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十分耿直，直言中国的若干弊病：“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这才引起了广泛共鸣。
曹德旺被挤走了，在他身后，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其背景是：中国仍是贫穷国家，却已经成了高成本社会。眼下，制造业正在被挤出中国；下一步，轮到别的产业。
2016年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民间投资在国内表现十分低迷，在海外却掀起了狂潮。
今年上半年，中国海外并购激增，“中国买断全球”论盛行。《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报告》显示，二季度制造业海外并购同比和环比分别翻了10倍和8倍，占中国企业该季度海外并购总完成额的70%。
以德国为例，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官员此前与笔者交流时表示，近两年来中国在德绿地投资（GreenfieldInvestment，指到国外投资设厂的投资模式）数量连续增长，并在2014、2015连续两年成为在德国绿地投资数量最多的国家。
回到曹德旺的例子来说，这两天网上辩论很热闹。试问：中国的成本高不高？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
先说成本高不高。
我在此前的一篇专栏中曾经指出：中国仍是贫穷国家，却已经成了高成本社会。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国。该报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可见双方的差距已经极大地缩小了。该公司另外一份报告称：“（中国等国）自2004年来面临着成本优势大幅减弱的压力”“制造业相对成本的这些动态变化将促使企业重新评估它们的制造业选址，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发生巨大转移。”
买什么都贵，这是国人的切身感受，这还是在石油、基础资源价格十分低迷的情况下。更何况，还有环境污染等众多隐性成本需要承受。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成本压力之下，曹德旺远走美国，富士康、苹果探路印度，中国资本溢向全球。连华为这样的明星企业都感到压力，：“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担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公正地说，在中国，有些成本天然就得高，例如中国人多地少，牛羊肉、海鲜偏贵就是合理的（同理，在德国，汽车便宜，但蔬菜特别贵）。我们所探讨的高成本，主要是体制性的或者说行政扭曲带来的高成本，这才是实业成本居高不下、利润渐减的重要根源。
税负高低问题，仅凭感觉就能准确判断，不太有必要陷入学术化的论争。
“宏观税负水平”口径有很多种，财政部为自己辩护所采用的口径（以IMF指标计算，对应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9%左右，在世界上偏低），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意义不大。老百姓面对的是政府整体，所交的不仅仅是税，还有各种费，还有不少隐形的东西，财政部的口径对此视若无睹。
财政部没有统计的体制性的“隐成本”，淹没了民营企业，例如：上游能源资源垄断带来的高价格；国企、地方政府挤占信贷额度导致的融资成本高企；高房价推高了企业人力成本，而高房价背后是地方行政之手（所谓“经营城市”）因素；非税收费居高不下，难以裁减；行政审批的直接成本和时间成本；腐败成本，等等。
在当下的中国，做实业为什么特别苦？因为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实业家不是流寇，面对各种叮咬，没有自卫能力。
去年开始，高层提出“供给侧改革”思路，主体内容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降成本”正是其中之一。具体举措方面，有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取消数百项审批事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等，这些方向无疑是有价值的。
不过这不是企业成本高企的大头所在，也没有触及到上文所说的高成本生成的根源。对企业综合营商成本，必须到达体制性和行政性扭曲的深度层次，才能真正降下来。对于中国的高成本，扬汤止沸没有意义，能不能釜底抽薪，才是关键。
对此，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鹏说：
只许乐观不许悲观的中国，需要更多敢讲真话的曹德旺。
中国“玻璃大王”、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近日面对媒体畅谈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比较时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税率）比美国高35%”。根据他的说法，尽管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不少（蓝领是中国8倍，白领是中国的2倍多），但美国的“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加上税收方面的成本优势，算下来在美国设厂比在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他后来又回应说“我说话不算为自己说，只是说要注意美国这方面条件要比这边好。警告中国人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国内体制性的营商成本约束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曹德旺能把福耀玻璃这一家实体企业搞得非常大且好已是难事，本人又乐善好施有一副菩萨心肠就更为难得。作为一名极为成功仍在奋斗的企业家，
他无非说出了一些人想讲而没处讲、大多数人想听却听不到的真话，既客观深刻又言辞中肯，让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他对国家的一片赤子之心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再工业化正在初见端倪变得大有希望。对于亟待深化改革、发展实体经济的中国来说，真的应该着急努力了！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预计将会采取一系列减税和扩大赤字的经济刺激措施，这可能使得美国本已存在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更加乐观。同时，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则可能让更多的外资不得不选择加大在美国本土的投资，以绕过美国新一届政府未来出台的贸易壁垒。
应该说，曹德旺对美国持续观察了20年才敢大规模投资，但凡有一定见识和能力的人跑去美国投资也会越来越多。譬如，日本“亿万富翁”、软银公司CEO孙正义向特朗普承诺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工作岗位，目前其首笔投资10亿美元已经到位，将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孙正义为特朗普的创造就业计划立了一大功，很难将其单纯理解为富翁之间的个人交情。在商言商，曹德旺如此，孙正义也一样。
由于中美经济体制不同直接导致的市场自由程度和企业综合成本孰高孰低非常直观，这对于亟待依靠实体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倍感压力。一方面，中国尽管市场足够大，但“死亡税率”还在那里，整体营商竞争力在下降。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也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体制基础改革层面稳有余而进不足，在宏观调控层面则干预仍然过多，用力刚猛时又极易造成市场大起大落。
，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
“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国企业成本过高的现实。笔者认为，“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任务事实上难以步调一致，建议将“降成本”放到一个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
原因在于“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属于市场出清的范畴，事关特定的企业和领域，正常去化周期较长，不宜操之过急，反倒是“一降”（降成本）才是最难啃的供给侧改革硬骨头，事关实体经济命运，更事关发展和改革全局，必须优先集中精力解决好。只有让各种税费和人力之外的要素成本降下来，让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多起来，才能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消费，同时增加政府税收，最终增强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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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意见领袖（ID：kopleader）
本文编辑：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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