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9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专栏稿，他们微信公号不知怎地一直没推，只好我自己推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以前写时评多是今天写、明天发，短平快，追求汉语的速度和力量，像红星二锅头。现在给杂志写，差不多就是这周写，下周见刊，追求时效性就不明智了，必须要使文章放放也能读，而且是越放越有味道，这就得增加文章的涩味、厚劲，以及蕴积感，有点像茅台、五粮液看齐的架势。
史景迁在《前朝梦忆》写张岱，“他每写完一篇作品，肯定像个刚分娩完的麻风女子，立刻叫人拿火来，看看他视为心头肉的孩子是否健全。”我最近对自己的文章也有这种心态，察看的无非三点：一是，必须有一个新锐的知识点；二是，必须掉一个漂亮的书袋；三是，必须放慢速度，涩起来，增加厚劲和蕴积感。
唐人杜牧曾有佳句“十年一觉扬州梦”，那些十年前将孩子送去读经学校的家长想必有类似的怅恨。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
读经学校的残酷在哪？首先是知识传授的保守、偏狭。这种“反体制教育”的“新”教育模式宣称“造就大才，甚至圣贤。”因此，与同龄人不同，读经学生的阅读没有科幻小说、日本漫画，除了儒家经典，就是佛经，19岁还对小学英文不甚了解……
对于古代经典的价值，我向来是承认的。回顾历史就知道，人类的古典知识多是道德知识，儒典、佛经、圣经都是，它们尽管是因应古人的生活困境而生，但有的对现代人仍有教育意义。只不过，18世纪开始，知识从道德层面走向应用层面，孕育了工业革命。二战后，知识又被用在工作中，催生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和福特的流水线模式。由此，分工制度与近代教育奠基，各种技术学校纷立，知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可售卖的商品，开始经由系统的教育而不是个人经验的传递得到推广。所以，现代人被镶嵌到知识分工社会，不但需要学习“道德知识”，更要掌握一门以资源形式出现的“技术知识”，比如，你要学习物理学，才有机会获得机械制造方面的工作。读经少年们，只吃人参般的“道德知识”，拒吃米饭般的“技术知识”，自然会饿着肚子、前途渺茫。
更残酷的是教育方式。他们居于深山，无电无网，没有电子产品。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四下也没有村落，出山得坐农用拖拉机……这压根是“孤岛教育”呀！
“孤岛教育”问题在哪？金庸小说里的黄药师够有才华吧，这老家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琴棋书画，奇门遁甲，无所不通，教起自己宝贝女儿黄蓉来，应绰绰有余。可黄蓉都成大姑娘了，还认为“孩子是胳肢窝蹦出来的。”生理知识这般贫乏，仅仅是因为黄药师不好意思跟女儿讲这些？记得我上初二时，遇到生理卫生那两章，女生物老师也是叫同学自己看书，就像女孩路上撞见男孩尿尿便扭头加速通过。比黄蓉幸运的是，我们有一大帮同学，会在聊天时交流性知识，俨然一条知识的“地下水通道”，为“成人”默默准备着。
现在看来，读经学校就类似“桃花岛”，切断了学生与外界的联系。而根据美国教育心理学朱迪斯·哈里斯《教养的迷思》一书的观点，孩子在家庭之外的人格，是被同龄人组成的社会环境塑造的。所以，读经学校最大的病灶是毁坏了孩子“同龄人组成的社会环境”，因为基本“与世隔绝”，读经学校的孩子不但很难获得“手机导航”之类有助于于个体融入社会、提高生存能力的“默会知识”，而且对经典上的“道德知识”也会无感、气馁。
可读经再怎么不是，对孩子写作文总有用吧？多读古代经典，确能让人用语典雅简洁，比如，现代人习惯说：“对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方式。”读古典多的就会脱口而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众说纷纭”。但是，写作要对身边的事物有热诚和敏感，否则，那些被你从古代经典里挪来的丰富“能指”（成语、典故），也会像人体死皮一样，指示不到真切的“所指”。比如，当代作家王朔写自己少年打群架：“冬天天冷，大雪封山，一出门就是一溜脚印，跟踪别人经常被人家反跟踪，搞不好就被人家抄了窝子堵着山洞像守着冰箱一样样吃。”这“被人家抄了窝子堵着山洞像守着冰箱一样样吃”实在漂亮，你要是借用古典，大概是说“被人家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可作为现代城市人，你见过瓮吗？捉过鳖吗？这比喻的准确度和意境，就比王朔的差远了。 所以，“与世隔绝”也是写不好作文的，报道就说，“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
读经学校标榜要造就“圣贤”，可现在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胃口都被败坏了，岂非“十年一觉读经梦”？
那位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接近圣贤的人物了，可他评价自己——“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看来，“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只是“儒家牌”治国鸡汤的广告语而已。国学经典之于现代人，不是不可以学，但只能当人参用，不能当饭吃。即使当人参用，也只能给人熬鸡汤调养身体，却不能当药给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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