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决胜吐鲁番-五游网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光彩夺目的一页。

其时清朝政府因连年战事，财政极其紧张，因此即使是边陲地区都征收非常沉重的税赋，导致新疆群乱蜂起，局面动荡。同治四年（1865），中亚汗国浩罕的一名军官阿古柏趁机侵入新疆，攻占喀什噶尔，其后连克和阗、阿克苏、库车、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玛纳斯，霸占了新疆大部分土地。

在这个列强虎视鹰瞵的年代，曾国藩李鸿章都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左宗棠却力排众议，“引边荒艰巨为己任”，毅然出兵准备收复沦陷十四年之久的新疆。好不容易筹措军饷、准备军需物资等前期工作完成，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年）出征新疆，先是收复北疆，然后在达坂-吐鲁番一役中取得关键胜利，进而一举收复南疆，为祖国保住了占今天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一片大好河山。

本文选自我社《左宗棠》一书，讲述的就是达坂-吐鲁番那关键一战。

“雄师亲驻玉门关，不斩楼兰誓不还。”
（《左宗棠全集》“附册”，第795页）

左宗棠收复新疆

决胜吐鲁番

北疆之役结束后，阿古柏集团虽受到较大打击，但其主力部队仍保持完好建制。原因在于北路主要由白彦虎、马人得及当地回军驻守，而白彦虎、余小虎等还带着残部逃至南疆。要给浩罕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清军必须南下攻克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的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角地区。只有这样，南疆门户才能洞开，清军才可能长驱直入，彻底摧毁阿古柏伪政权。

在第二阶段战役开始之前，左宗棠对军事形势作了准确分析，他认为“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 （《全集》“书信”三，第115—116页）。又指示刘锦棠说：“至前路贼情贼势，以达坂为门户，以托克逊为堂奥。大军进规南路，自宜先从达坂下手，而吐鲁番亦宜先图攻取，以收夹击之功。嵩武、蜀军兵由东进，会师七克腾木，由辟展进攻吐鲁番。” （《全集》“札件”，第380页）基于这一分析，左宗棠作了如下部署：徐占彪部“蜀军”、张曜部“嵩武军”进攻吐鲁番，刘锦棠部“老湘军”从乌鲁木齐南下，直取达坂城。两处克复后，乃进攻托克逊坚巢。

左宗棠

清军在北路取得胜利后，阿古柏十分恐慌，他调集了约两万七千名士兵，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据光绪二年至三年（1876—1877）在阿古柏占领区搜集情报的俄国总参谋部上尉库罗巴特金说，阿古柏“在吐鲁番和托克逊以及达坂城要塞布署了下述兵力：萨巴宰（步兵）七千人，骑兵七千五百人和二十七门炮以及达一万人的东干（指回族人）兵员”，后来“又增添了从库尔勒来的一千五百骑兵和从库车来的一千骑兵”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1882年英译本，第243页）。达坂城是天山的重要孔道，也是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派大通哈（地方军政长官）爱伊得尔呼里率精兵四千驻守；又派第三个儿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人，带炮六门屯扎达坂东南的战略要地——托克逊。吐鲁番盆地则由布素鲁克的侄子艾克木汗（其父卡塔曾接替布素鲁克“执政”过四个月，后被阿古柏毒死）防守，不久又调遣从北路逃回的马人得、白彦虎驻守，阿古柏则于喀拉沙尔督战。

阿古柏

光绪二年（1876）十月，清廷调金顺为伊犁将军，进军库尔喀喇乌苏（在玛纳斯以西，今乌苏），又以前两广总督英翰署乌鲁木齐都统，并催促左宗棠速命队伍南下。其时，于八月患病的刘锦棠刚病愈，遂陈述进规吐鲁番八条，要求调蜀军赴乌鲁木齐同进。但左宗棠不顾廷旨的催促和部下的急切求战，仍坚持稳扎稳打、缓进速战的方针，他在给刘锦棠的批复中指示：“察看情形，通筹利病，进兵之期，非俟明岁春融不可”。（《全集》“札件”，第385页）在写给主持后路事务的刘典信中也说：“毅斋（刘锦棠字）病虽痊复，然严寒临阵，非其所宜，老湘全军患疫者几过一半，势非缓养不可，而后路转运新粮甫经开办，驼只车骡均形裹足，急切不能取齐，若即进兵，则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凝结之时，诸形棘手，且无论筑垒、支帐，均不便利也。弟意决俟明年春融进兵。” （《全集》“书信”三，第133页）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小心谨慎决非多余。敌人采用骚扰运输线的办法，妄图遏制清军的攻势，“巴（巴里坤）、古（古城）之间，迭被伺劫，运道中梗者廿余日”。为保证运道畅通，左宗棠一面饬徐占彪调驻扎木垒的步骑千余人东向搜索，同时将原防守巴、古间的徐万福部改隶徐占彪指挥，并增派骑兵两旗（共二百五十骑）、步兵两旗（共七百六十人）前往防护。又将驻扎包头的“卓胜军”十营（由金运昌统领）调赴古城至乌鲁木齐一线防守，以替换原驻该地的老湘军南进。为加强南下清军的实力，左宗棠除从兰州防营中挑选士兵近千名补充湘军缺额（因战斗伤亡和病故而减员），使之保持原有建制外，又增派援兵，以厚兵力。早在光绪二年（1876）八月初四日，左宗棠就曾派参将侯名贵率开花炮队出关隶刘锦棠部。以后又从肃州镇总兵章洪胜及总兵方友升、桂锡桢等处调出骑兵三营，归刘锦棠节制。于是南征主力部队达到二十九营（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对将从东南进击的“嵩武军”和“蜀军”，左宗棠也尽量充实其力量。张曜配属一营骑兵（由副将武朝聘率领）和一支炮队（由游击陈文英管带）；徐占彪部也配给骑兵一营（由副将秦玉盛率领）。至于蜀军、“嵩武军”西进后空出的防区，左宗棠也及时派兵予以填补。哈密除驻有办事大臣明春部外，尚留有原归张曜指挥的豫军刘凤清部八百人，为保险起见，左宗棠又调罗瑞秋步兵一营和陈宗蕃骑兵一起（半营）驻扎；巴里坤、古城一带则命徐万福部三营和范铭的“白马营”填防。

光绪三年（1877）春，经过整编后的金顺一军二十营，负责防守北疆西部地区，监视伊犁俄军动向。二月中旬，金运昌率“卓胜军”四千人（号称五千人）由肃州西行，开赴乌鲁木齐一线，以替出原驻该地的老湘军南下作战。三月初一日，刘锦棠率部由乌鲁木齐逾岭西南，张曜部“嵩武军”、徐占彪部蜀军则分别由哈密、巴里坤西进，一场与阿古柏主力的决战开始了。为收复南路，清军出动马步各军近五十营，约两万余人，从北、东两面向达坂—吐鲁番—托克逊地区展开了钳形攻势。

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刘锦棠率马步各营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初三日抵柴窝铺。入夜，派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等率骑兵九营，汉中镇总兵谭上连等率步兵四营“衔枚疾走，乘贼不觉，径趋达坂” （《全集》“奏稿”六，第655页），要求各军务必于拂晓时完成合围，杜绝城内敌人逃窜。守敌为阻遏清军南下，几天前已引白杨河、黑沟河水入城东北、北面及西北的草湖沼泽中，形成一片湿地。尽管淤泥深及马腹，清军骑兵余虎恩、陶生林、夏辛酉等仍一往直前，掠过深淖，占据城东南山岗，步兵则列阵于城西南喀拉塔格山岗，并于低洼处构筑阵地。不久，黄万鹏马队亦赶到城东南山岗，和余虎恩等连结成阵；禹中海等马队也于天明前抵城西南，与谭和义部步兵相接。这样，清军在城外东、西两面山岗上布置好了阵地，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包围了达坂城。

天明，云收雾散，守城敌军见已遭围困，遂慌乱开火。中午，刘锦棠冒着密集子弹，巡视四周，“从骑有伤者，刘锦棠坐骑亦中弹立毙，易马而前”。（《全集》“奏稿”六，第655页）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此时，海古拉派来的两批援军先后赶到，陶生林部骑兵一营奉命打援，驰下山岗，刚到山口即与敌骑五百余遭遇，双方激战。余虎恩亦派步兵持长矛下山，与敌肉搏，清军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大乱溃逃。适海古拉派遣的第二批援军赶到，还未站稳阵脚，即被败军冲乱，只得“一并狂奔而逸”。

刘锦棠，后为新疆首任巡抚

初五日，宁夏镇总兵谭拔萃解开花大炮至，刘锦棠立即命其至城西南喀拉塔格山岗与谭和义部会合，并营建炮台。守敌在外援断绝后，更加恐慌，妄图突围逃窜，城内维吾尔族百姓潜出城外，向清军报告了这一消息，刘锦棠立即命令部队严加防范，“夜间列燧照耀，光如白昼”。初七日，刘锦棠命参将侯名贵、都司庄伟等将三尊大炮运上刚建好的炮台，连环轰击，先摧毁了敌人的炮台，接着又轰坍了几处城墙，最后炮弹击中了城内弹药库，一时间如山摧地裂，城中起火，又值大风骤起，风助火势，延烧更广，敌人肝胆俱裂，混乱异常。于是，清军一举攻克达坂城，毙敌二千数百人，俘虏一千二百人，敌军主将爱伊得尔呼里及“胖色提”（五百人的统领，相当于清军营官）六名均束手就擒，而清军仅伤亡一百六十八人，此外，还缴获战马八百余匹，枪炮军械一千四百余件。十一日夜，“老湘军”继续前进，次日，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两路，命总理湘军营务、道员罗长祜，宁夏镇总兵谭拔萃率步骑六营直趋吐鲁番，与张曜、徐占彪三路会师。刘锦棠则自率谭上连、黄万鹏等马步十四营径捣托克逊城。此时，托克逊守敌海古拉已弃城遁走，白彦虎亦从吐鲁番仓皇西窜，并四处劫掠，焚烧村堡，当地民众“请求大军速援，并称大军所遣免死回目驰归，宣布官军威德，回众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全集》“奏稿”六，第657页）十三日，清军纵横冲杀，号鼓齐鸣，又收复了托克逊城。

当刘锦棠率部南下的同时，“嵩武军”和“蜀军”分别以哈密、巴里坤为基地西进。三月初八日，“嵩武军”分统提督孙金彪和蜀军统领徐占彪协作，攻克吐鲁番东面门户——七克腾木，随即攻占辟展（鄯善）。十二日，再克胜金口新筑土城，十三日，直抵吐鲁番城下。此时恰值罗长祜部老湘军赶到，三路合攻，马人得被迫投降，艾克木汗已先期逃窜，吐鲁番全境克复。

“达坂—吐鲁番”之役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决战。战况的发展与左宗棠的预计基本符合：清军在这一战役中给予阿古柏的主力部队以毁灭性打击，一举敲开了通向南疆的大门，造成了破竹之势。据有人估计，敌军“大概损失不下二万人”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英文版，第248页）。相当于阿古柏防守这一地区兵力（约二万七千人）的五分之四，约占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左右（据库罗巴特金估计，阿古柏军总数为四万五千人，见《喀什噶尔》英文版第243页）。对这一战役，左宗棠评价很高，认为“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这一战役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正如一位俄国军官所说：“阿古柏伯克处境十分困难。他怀疑所有的人，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他的敌人和叛徒。” （尼·费·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1890年俄文版，第237页）四月十六日下午，暴怒的阿古柏在与部下（司库萨比尔）的斗殴中受重伤，十七日（5月29日）凌晨二点在库尔勒死去（此据库罗巴特金在《喀什噶利亚》一书中的说法，而左宗棠的奏折则说阿克伯系“仰药自毙”；，见《阿古柏伯克传》），时年五十六岁。这个残暴的入侵者暴毙后，“哲得沙尔”伪政权更加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

本文选自杨东梁《左宗棠》，

标题为微信君所加，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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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杨东梁，196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