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治思想

《老子》一书五千余言主要是谈老子的道和道治思想。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一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未而已矣。”老子推崇道，认为道是一切之本，德、仁、义、礼等是末，是道的外显，是人为的规定。

老子提倡的道、德，与儒家提倡的道、德不同。儒家之道、德，是人为规定的道、德，均可独立存在，有固定的内容，可以说什么是道什么是德。而老子所谈的道、德，是本然之道、德，没有固定的内容。他认为道是事物的生成方式，德是道的外在表现。因此道、德都不可独立存在，道与物相依存，德与道相依存。

“道生万物”是说道是万物生成的方式，而不是说道是万物生成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1章，本文所引《老子》章句多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有些字句与通行本章句不同。章节号为通行本《老子》章节，以下引文只注章节号）“道生一”是说“一”的生成方式是“道”，而不是说“一”的生成本原是“道”；同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方式都是道。道不是万物的本原，而是万物的生成方式。万物都是通过“道”而生成。道不是实有之物体，而是万物的生命轨迹。一粒小麦结出一穗小麦，其生成的本体是小麦，其生成的方式是“道”。“道生万物”是从其生成方式而言，而不是指生成本体而言。道是事物的生命轨迹，无物则无道；德是道的外在表现，只能从道而不能独立存在。

老子提倡从道，他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21章）王弼释“孔”为“空”，孔德就是老子提倡的德，没有固定内容的德。孔德的表现，是从道而行的本然表现。老子说：“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51章）帛书本无“德”字，通行本写为“道生之，德畜之”，加一“德”字，就严重歪曲了老子的思想。从道是自然之行，从德就是有意为之。老子说的贵德，是贵自然之表现。人为认定的德，不是老子提倡的“孔德”而是“玄德”。“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这样的行为如果是道的自然表现，就是老子说的“孔德”；如果把这样的行为作为高尚的标准去要求人，这“德”就不是老子所说的德，而是儒家所说的“德”，老子称这样的德是“玄德”——被玷染之德，人认定的德。“玄”是染黑的丝，“素”是本色的丝。因此老子提倡见素抱朴，而反对“玄德”。

儒家之德是规定好的，老子所说的德，只是循道的自然表现，而不是人为的认定。凡认定的道德、提倡的道德，都不是老子说的道德。

帛书本《老子》在开篇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失道矣。故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38章）

老子这段话指出了社会统治的主要手段：知治、礼治、法治、物治和道治。

知治是用规定的德、仁、义进行教化、说教。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汉代严遵《道德真经指归》注“前识者”为“预设然也”，“前识者”就是事先设定德、仁、义，没有做就先有了标准、规定，因此谓“前识”，这“前识”就是“知”，利用前识——事先认定的德、仁、义来治理社会，就是知治。

知治是统治者制定德、仁、义进行教化、说教。知治的最初形式是德治，如三皇五帝时期，推崇的是圣人，因此中国古代才会出现典型的统治权交接形式：禅让制。“禅也，上德，授贤之谓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上德”就是“尚德”，崇尚德。老子说的“上德”“上仁”“上义”就是“尚德”“尚仁”“尚义”，即崇尚德、崇尚仁、崇尚义。崇尚的德、仁、义都是人为认定的，是“前识者”，是“知”。崇尚之“德”是人为认定的良好表现；“仁”是全德之称，具备所有的道德为仁；“义”字古文写为“義”，从羊从我。“羊”表示“善”义，“我”表示自己。自己认为该做的善举就是“义”。

义是自己认为该做的，而礼是社会认为该做的。可以说义是个人私德，礼是社会公德，因此礼具有强制性。

礼是对人们日常言行的规范。因为礼规定的是如何说话、如何做事，因此需要教化；而礼又是社会认定的公则，是必需遵循的，因此又有强制性。

知治是教化的统治手段，礼治是教化加强制的统治手段，法治则是暴力强制的统治手段。

礼治和法治都是要人必需遵行的，都依靠军队、警察、。礼治和法治的根本区别是着眼点不同，礼制定的是人应该怎么做，“禁之于未然”，先进行教育，使人知道怎么做而照做；法制定的是人不能怎么做，“禁之于已然”，是在事情发生后进行惩罚。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孔子这段话说的就是法治和礼治的不同。法治“齐之以刑”，是“道之以政”，主要依靠政令、武力为手段；礼治“齐之以礼”，是“道之以德”，主要依靠教化为手段。礼治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强制）”（《论语·为政》）法治则是“举恶而教，行之则惩。”

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韩非重法。由重内在而重外行，由重礼而重法，由教化而进入强制，这是儒家师承的必由之路，是荀子、韩非师徒的必然之路。

“攘臂”是法治，指用暴力手段强制执行；“乃之”是物治。“乃”字形是人乳房的侧视形，是“奶”的本字，指人所必需的生活物质。“攘臂而乃之”是“棍棒加胡萝卜”的统治方法，棍棒是法治，胡萝卜是物治。

物治是采用经济手段进行社会统治。“食色性也”，对物质的追求是人的本能。物治的手段主要是采取“尚贤（宝）”“贵难得之货”“见可欲”（3章）等，激起人们追求的欲望，通过掌控这些资源而达到统治社会的目的。

王弼说老子“崇本息末”，本是道治，知治、礼治、法治、物治是末。“息”不是停止也不是取消，而是择宜而用。

老子不提倡知治，他说：“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65章）“为道”就是规定德、仁、义，以“知”治民。以知治民，就限制了百姓的思想，因此说“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意思是百姓之所以难治，原因就在于用“知”治。“其知”不是说百姓智慧，而是说统治者用“知”治。

老子认为知治是人心复杂、人性变坏的根本原因。只要定出什么是真善美，也就有了假恶丑。因为在教人美的时候，实际也等于教人丑；教他善的时候，也等于在教他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也，难易相成也，长短相形也，高下相盈也，音声相和也，先后相随也。”（2章）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高下、先后都是比较出来的，并不是本然的状态。人经过教化后，也就无法保持本然的真善美。如果没有美善之分，也就没有丑恶。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55章）人类本性具备了高尚的品德，知治反而扭曲了人性。

老子为什么反对礼治为本？礼是规定的社会准则，是人必需遵守的。不管你心情如何，都要按照礼的规定来做，那么照礼做出来的可能就是虚伪的，这就不是忠信。因此老子说：“夫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38章）老子认为礼的制定，使人们缺乏忠信，是社会出现乱象的原因。

法治更不足以为统治之本，老子说：“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74章）暴力手段不是治国的根本。“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30章）“夫兵者，不祥之器也。”（31章）暴力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老子也反对物治为本，他认为：“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3章）蒋锡昌《老子校诂》说：“《说文》：‘贤，多财也；从贝从臤。’不尚贤，犹不尚多财；与下文‘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一律，皆指财物而言。《敦》本‘贤’做‘宝’，盖为后人旁注之字，不尚多财，。”“可欲”是指富贵、荣誉、权力等。

老子不提倡物治，因为物治使人心混乱。但他并不反对人民过丰富的物质生活，他强调“实其腹”“强其骨”（3章）“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81章）

《易·损》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知治、礼治、法治、物治各有其弊，只可择宜而用，而不可为社会统治之本。

道治是遵循自然、科学发展，“虚其心”（3章，对心灵没有太多的约束、压力）而存本然。知治、礼治、法治、物治是治末，而道治是治本。始基为本，“夫唯道，善始且善成。”（41章）道治注重始基，注重治本。

用一个词概括老子的道治思想就是“无为”，“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为“无”而为。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1章）“无为”就是注重万事万物之“始”而为，打好基础，抓好根本。因为“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也。”（56章）一切从根子改变很容易，坐大则难改。“为之于其未有”就是“无为”，“治之于其未乱”就是“无为而治”。

老子对道治打了两个比方：“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和“治大国如烹小鲜”（60章），都是指打好根基，然后任其自然发展。

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啬，是谓早服。”“啬”通“穑”，指种庄稼。“早服”就是早耕作。土壤及早耕作，深翻晒白，可以增强土壤的肥力。土壤深翻晒白、精耕细耙、重施基肥，就能长出好庄稼。注重打好地肥而让其自然成长，就是无为；而“拔苗助长”就是有为。治人就像种庄稼一样，起好犁沟是关键。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烹”古意是指水煮而不是煎炒，指不必翻动而不是不敢翻动。怎样才能不必翻动呢？选用合适的锅、添足适量的水，烹小鲜就不用翻动，小鲜在锅里会自然翻滚。选锅添水是打基础，就是无为，而搅动就是有为。

对社会统治来说，社会统治的根基是文化管理而不是物质管理。

老子说：“三十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2章）”通行本将此段文字分为两章，如果合起来理解，更能体现老子的道治思想。这里说的“无”不是“無”，不是表示空虚。

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指造出轮子。因为有了轮子，这样才有车之用，而不是说轮子有中空，才有车之用。老子说“埏埴以为器”， “为器”而不是“为皿”，“皿”是中空的，可以盛东西。而“器”则不然，也包括了实体之物，如杵，如兵器。老子说“凿户牗”，“室之用”。并不是有了门和窗户之“无”，才有“室之用”。室之用的不是门和窗。古人多穴居，动物也穴居。动物之穴与人居之穴的不同在于人居之穴有门有窗。

车、器、室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是“有”，因此称“有之以为利。”五色之悦目、五音之陶醉、五味之清爽、田猎之刺激、货物之诱惑，是看不到或摸不到的存在，是“无”。“无”不能带来直接之利，却有间接之用，给人精神的享用，因此说：“无之以为用。”

墨家注重“有”，强调只有获得物质利益才是应该追求的，因此非乐；而儒家强调精神享用，因此提倡乐。老子的态度不存在褒贬，而是从治国之本末来认识。他说：“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彼”指的是造车、造器、造室等物质之有；“此”指的五色、五味、五音、田猎、贵货等精神享用，这是看不见的存在，是“无”，是文化。圣人之治，关键是文化的治理。因为人会自觉地追求物质的丰富，而不会自觉地追求精神的高尚。

文化是社会、国家、单位之根基，无为而治就是治理好文化这一根基。一个国家有良好的文化，才能有健康的社会；一个单位有良好的文化，才能和谐、发展、永续……

道治不重政绩而重政效。政绩往往是指看得见的物质建设；政效是指看不见的文化建设。孔子的弟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政绩很快就能做出来且看得见，而政效不能很快看出来，但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老子崇本息末，认为社会统治应以道治为本，知治、礼治、法治、物治是治末，只可择宜而用。这是社会长治久安、长远发展的根本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