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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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期的家难

我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北部的上庄。兄弟五人，我父最长。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上海那时已是个大商业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黄浦江对岸的川沙设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设一支店。父亲幼年即甚壮健。当先祖每年春季返乡收茶时，店中商务便由父亲独力管理。

父亲十六岁时便随先祖去川沙，并由先祖延聘塾师，教授诗文。父亲因为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星五公）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

可是这时正值洪杨起事之后，内战的烽火已日益迫近。当洪杨于1850年在金田村发难之时，父亲才九岁。1853年太平军进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并以南京为“天京”。数年之内，太平军数度侵入皖南徽州山区，焚掠迨遍。1860年我绩溪县亦为太平军所焚掠，一连三载，父亲和邻居亲友均率领家属到高山里去避难，并据险自卫。1862年情势更为险恶，乃又迁往休宁县暂避。

但是休宁亦非乐土。太平军仍不时进犯，家人也四处躲藏。1862年年底，局势稍稍好转，全家乃转返绩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季，太平军又两度进犯。就在太平军第二度入侵时，父亲在1860年（清咸丰十年）结婚的原配妻子（冯夫人），便不幸死难了。她是那时我家二十余口——多半是妇孺——中唯一的死难者。当时父亲是我家中唯一年轻力壮的成员，帮助那比他大过二十多岁而颇有名望的乡绅伯父，度此大难。

在1860年至1864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四年之间，皖南真糜烂不堪。对这四年的焚掠、、饥荒等灾情，父亲在他遗留下来的自述里都有极详尽的记载。事实上他这段记述，远较当时其他任何［类似］的记述更为翔实。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曾做一概括的统计：我上庄村内的胡氏宗祠原完工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亦即洪杨起事前十年，也是太平军犯境前二十年。宗祠毁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乱前数百年我乡皆太平无事。地方殷实，人丁兴旺。我族那时曾做过一次丁口总计，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当时全族男女老幼约六千人。太平军覆灭后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做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拟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后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

父亲所做的统计还有其他方面的记录，颇饶历史趣味。在这群大难不死的劫后余生中，竟有二百人染有烟癖！鸦片鬼的堕落，实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终年耕耘所获，还不足以偿付烟债。父亲那时便自问，这种人在生活上何能自给呢？！他的结论则是这整个胡氏一族都仰赖于四百几十个经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济。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大难之后。

考试和书院教育

太平战后，父亲于同治四年（1865）进学为秀才，时年二十四岁。当年一个人读书上进先要在他祖籍所在通过“县试”，再参加省方所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便进学为“秀才”。既为秀才，则每三年都得应考一次，叫作“岁考”。如果一个秀才希望参加举人考试，他还要通过省级主办的甄别试验，叫作“科考”。科考及格才可参加“省试”（亦称“乡试”）。乡试是朝廷特派的“主考”所主持的（乡试及格，便“中举”成为“举人”了）。

父亲进学之后，参加了几次“省试”都未能如愿。他深深了解他的学业为战火所耽误了，所以他决定到上海去进那些战后重开的“书院”，继续进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乃于1868年春初进了新近复校的“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父亲被录取之后，便在该院读了三年——从1868年到1871年。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记载了当时书院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学习的经验。他的同学之中后来有许多都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 “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 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

我所敬重的老朋友吴稚晖先生，生于1865年，比父亲小二十四岁。吴先生也曾经告诉过我一件有关另一“书院”的惊人而有趣的故事。吴先生曾就读于江苏“南菁书院”。当吴氏第一次拜谒该院山长名儒黄以周先生时，他看到黄先生书斋上挂着一大幅使他难忘的格言： “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这句格言如译成英语或白话，那就是： “寻找真理，绝不含糊！” 这些也都说明了我国19世纪一些高等学府里的治学精神。

父亲的自述里几乎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其重建上庄胡氏宗祠的经过。这项重建历时凡十一年，共费制钱一千三百三十万（约合银元一万三千三百元）。自1865年动工，直至1876年（光绪二年），父亲三十六岁那年才正式完工的。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他不但是该项工程粗工细活主要的规划者和执行人，他有时还要说服和克制族中守旧分子的反对。他所遗留的记录不幸有一部毁于火灾，但是这份记录却替后世留下了当年聚族而居的农村里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活动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期间父亲曾对中国地理——尤其边疆地理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兴趣是他在上海龙门书院当学生时便养成的。他继续对地理学进修的原因，也是受当时国际和远东重要变动的影响。据父亲的纪录，他对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世界地理和中国边疆——尤其是东三省——的地理之无知，感到震惊！所以他便下定决心终生致力于中国边疆地理的研究。

吴大澂的知遇

当父亲于数年之内把家事稍事安顿之后，他便决定撇开家族乡党的小天地而远游北京，另图发展。在1881年（光绪七年）他年已四十，，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转往北京。在北京他仅凭两封推荐书，旅行了四十二天，到了吴大澂钦差的驻地宁古塔。吴氏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考古家和政治家。父亲告诉吴公他不是来求职的，他只盼吴氏能给予护照和通行证，好让他遍游东北，并考察边疆地理。吴氏对父亲大为赏识，其后吴氏巡行阅边，总是偕父亲同行；尤其是1882年（光绪八年）中俄勘定疆界时，他们曾同晤俄方勘界专员。

就在这一年吴氏正式聘任父亲为其幕僚。稍后吴氏并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专折向朝廷特别保荐，说父亲胡传“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才，不仅备一方牧令之选”。父亲惊喜之余，当然也深感吴公的知遇。其后多年便一直在吴公幕府，参与机要。

父亲在东北一段时期往各地旅行考察，备历艰险。在1883年（光绪九年）一次（兼查十三道，戛牙河地势）途中，一行人员在森林中大雪迷路，三日不得出。干粮已尽，计无可施。此时父亲忽有所悟，他叫随行人员去寻觅一条山涧，然后循山涧而下。因为山涧总归会流出山区的，循山涧找出路，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山涧，循涧而下，终于脱险。为此，父亲曾做了一首诗，以为纪念。四十年后，当我在1919年发表一系列有关实验主义的讲演之时，我还举出这个例子，来诠释约翰·杜威在他《思维术》里所阐明的理论。

自1881年以后，父亲便一直致力于公务。自1881年至1886年，他在东北服务六年。1886年先祖母逝世，父亲返里奔丧。翌年又转广州依广东巡抚吴大澂。吴派他去海南岛视察，并报告全岛土著状况，做可能开发的筹划。父亲于此行所保留的详细日记，后来曾发表于专研地理学的《禹贡半月刊》。

1888年（光绪十四年），黄河在郑州一带决口。吴大澂自粤奉调任河道总督；设督署于郑州，监督堤工。父亲乃随吴去郑州。在此期间父亲亦记有详尽日记，记录构料、修堤等工作。当年的河工不但极其腐化，且有各种迷信掺杂其间。迷信之一便是崇奉水蛇、虾蟆为“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