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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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又一部通过光影、声乐玩味时空断裂的贾樟柯电影。这部晋味儿很浓的电影，虽然会有人将其指认为乡土情怀或乡愁 nostagia 在电影中被刻化为主调，并将电影的主旨确认为是对单纯现代性的无声抗拒，但是很显然的是，电影中诸多细节和符号所蕴含的深意，远超出了小清新乡愁所意指的私人化的情感。

在这其中的人和物，作为符号 —— 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外在特征，让观众能够直观地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触碰到的寻常人、物进行比对。同时，编剧和导言在呈现这些符号时，除了无意中以 90 年代至今的回忆为诱饵勾起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代观众们的集体经验，更意在引发对以资本、权力、欲望之媾和为内核的现代性的反思。

这些符号都非常值得玩味：

张晋生：

作为男主角，张晋生的姓名本身就体现着乡土对他的牵扯，也体现了他这一代人尽管始终都在欲求他所说的 “ 自由 ” （能自由选择，并实现选择的目的，而非反之），但是他对乡土的挂碍是自始至终的。在 1990 年，美元、迪斯科、德国技术的汽车、香港等符号成为了张晋生定义 “ 成功 ” 的核心内容，而实现这种成功的却是深埋故土之下的煤矿。从故乡的黄土中，他最终实现了洋气十足的 “ 成功 ” ，带着名叫 Dollar 的儿子移民（ escape ）澳洲。在故乡燃烧的煤块中，在故乡永恒不变尘土飞扬的黄土地上， “ 晋生 ” 的意义最终得到了升华 —— 抽象。可以说， “ 晋生 ” 在影片最后，非但没有因为澳洲的大海、草地和英语而被消磨，反而在异质的土地上最终实现了它本有的意义。那始终不改的方言，以 “ 老子 ” 为核心的家庭观念，那一瓶桌上的汾酒，那一杯如影随形的茶，那份在被人唤作 Peter 却后知后觉的迟钝，让 “ 晋生 ” 真正成为了角色如影随形 —— 或者最后的外在表象。

当然，张晋生显然是回不了故乡、面对不了故人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远离，直到最后成为故土的罪人，从而不敢归乡。直观而言，在张晋生和澳洲的好友之间的谈话，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移民群体的主要构成是本应被抓、被判的商人和官员。结合 90 年代至今的历史，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能源行业找出太多 “ 张晋生 ” 和支持 “ 张晋生 ” 的后台们。运气好的在空间上 “ 逃出法网 ” ，运气差的就在故土受到了审判。如此仓皇远走，当然不堪回首。深层次而言，张晋生从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相对资财颇丰的地方小土豪，在投机时精明又胆大，趁着煤价下跌和改制浪潮，将集体的煤矿买（占）为私有，并因此发了横财。

私有制浪潮中如此的暴发户并不鲜见，但是爆发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急剧上升使得他们主观上掌握了 “ 成功 ” （或者占有）的普遍真理 —— 不论是占有财富还是占有爱情。张晋生 / 赵涛 / 梁建国的 “ 三角关系 ” 的关节点的确是二人对赵涛的爱慕，这种爱慕的最终结果都是为了能够与赵涛结婚 —— 形成家庭。

当然，家庭在根本上也是私有制所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但是梁建国的 “ 爱情 —— 家庭 ” 的逻辑自始至终就和张晋生有着本质的区别。： “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 ” ，在张晋生的言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梁建国为什么应该主动退出？因为当张晋生为占有赵涛提出更高的价格之后，梁建国必然就已经输了，再不退出也是枉然。可以说，尽管张晋生一开始看似在感情中落于下风，但是在 “ 等价交换 ” 为内核的两性关系中，作为 “ 成功人士 ” 的张晋生的成功实属必然。

在这个三角关系最终的结局中，赵涛、煤炭，成为了张晋生通过 “ 等价交换 ” 的资本逻辑占有 —— 抛弃的客观对象。赵涛和煤炭，是张晋生的故人和故土，从前者他剥削走了赵涛的青春和亲生骨肉，从后者他更剥削走了故土的环境、矿工的健康乃至生命。在影片的最后，萧瑟的故土如同被燃烧冷却之后千疮百孔的煤渣，与之相对的则是孓然一生而又憔悴的赵涛。这片曾经贫穷、熙熙攘攘的故土，如同大多数中国的中小城市，在 90 年代至今的市场经济中，用几乎所有的资源、环境和人力滋养了一群又一群 “ 张晋生 ” 们。当资本的大戏在上海、澳洲和加拿大上演，关于乡土的一切真挚的爱情、社会关系最终黯然落幕。

扛着大刀的男孩：

这是 Angelopoulos 的黄色雨衣，或者藏着导言极为私人化的隐喻，或者只是一个连贯前后的记号。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贾樟柯在此意图颇为明显地让大家捕捉到他偏左的躁动。这把关公大刀和扛着大刀的男孩并不是纯然的旁观者，他和街上的人群如同梁建军，不过是不被具体刻化的梁建军，他们都有着与梁建军或多或少相同的故事 —— 在市场中去谋得 “ 成功人士们 ” 饕餮之后的残羹冷炙以求生存。结合贾樟柯在《天注定》当中的叙事，关公大刀，男孩，具有着颇为鲜明的革命隐喻 —— 扛着武器的人民 —— 扛着武器在市场经济中慢慢成长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山河故人》不过是旁敲侧击地揭示《天注定》中支配角色命运的社会性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是欲望。透过资本和欲望的镜像，影片中的舞厅、澳洲美景，都成了吸毒过多之后的扭曲幻想。当然，这种幻想最终都被击碎，只不过 “ 梁建军们 ” 一开始就无法进入幻象，而赵涛在直面自己作为生产工具和暂时情感寄托的事实后被抛出了幻象，而出逃的 “ 张晋生们 ” 则在遭遇自己一手培养的 Dollar 们的疏离和冲突之后，也灰头土脸地逃离了幻象。只不过， “ 梁建军们 ” 最终还能成为路边的一丛火花，被亲人凭吊，被故土拥抱；赵涛至少也还能在故土唱着旧曲；而 “ 张晋生们 ” 则注定无家可归。

山西的山河，澳洲的大海，似乎体现着深受 “ 河殇派 ” 影响的贾樟柯对于现代化（西化）的反思。山河万年不变，扛着大刀的孩子长大之后大概也会和亿万普通群众一样在一个工厂、煤矿或格子办公室谋得一份工作，并找个 “ 门当户对 ” 的女人成家。对于他们，现代化最多可能就是故事场景的转换，就像 Mia 所说的： “ 每个人的故事实际上都差不多 ” 。他们的生活可能会被赋予一些看起来西化的因素，如同一开始唱伞曲的赵涛后来跳了广场舞，那也只不过是因为 “ 再也没有人能写那么好的词了 ” 。看似拥挤喧闹的中国，亿万普通人如同装在一个袋子里的土豆，看着热闹，实则孤独，因为再也没有那么一种社会性的力量来将人们的生活和情感编织在一起了。这种社会性的力量，我们并不能不负责任地将其指认为是封建乡土关系，因为在 1990 年，在私有制改革之前，人们都安稳地在自己的 “ 单位 ” 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身心都无需漂泊。整部电影的叙事看似平淡冗长，实则在一开始就暗设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政治经济历史。角色们的命运，实则就在张晋生一句 “ 我要把这个煤矿买下来，白菜价 ” 的时候被决定了。这句话决定了赵涛的婚姻和不幸，也决定了梁建军这些无产者（的确是极其贫困家徒四壁的无产者）注定漂泊、辛劳的一生。

看完又一部贾樟柯的电影之后，我想，他一定会时不时梦起曾经单位食堂和邻居大姐。 对他来说也是一样，寻不回的故人，回不去的故乡。实际中是否身处他乡，还是值守家乡，都无法改变这个历史性的残忍。